美医护人员因谈论物资短缺被解雇 医院警告:不许说


美媒:华盛顿州长和特朗普电话会上因这事发生争论

(郝群欢,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、博士)

首先,前期重视度不够,应对不力,感染范围扩大。MERS患者最初在韩国确诊后,韩国政府并未认识到事态严重性,而是公开表明该病毒不会有那么高的传染性,也未能及时建议群众通过佩戴口罩、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防范病毒。同时,政府对病毒传播路径也未能清楚把握,更没有及时采取隔离等措施。这造成原本应该是治疗患者的医院,反而成为了病毒传染扩散的场所,收治患者医院内部出现大范围感染。此外,由于没有指定针对病毒有效的防范指南,尤其对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的界定出现问题(与感染者距离在2米以内,且在同一空间停留1小时以上),以致于首例患者入住平泽圣母医院后,很快就出现了不在政府界定的密切接触者范围内的人感染MERS。

不过,经过暴发后一个月来的“严测死追”(检测、追踪),韩国的疫情于近日得到有效缓解。其抗疫过程与经验也被各国称道。尽管由于此后欧美国家相继暴发更严重疫情,韩国表示不能有丝毫松懈,并开始采取一系列更严格的入境检查以防范进一步的输入风险,但其抗击新冠疫情取得初步成果已有目共睹。可以说,韩国此次对新冠疫情较成功应对得益于其2015年抗击MERS(中东呼吸综合征)时的惨痛教训以及此后的及时纠错与改进。

当然,韩国的疫情也是经历了大暴发后才又重新得到控制。韩国在前期严防死守1个月内只有30例病例,“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”使形势急转直下,这也暴露了韩国防疫不足的一面。

首先,疫情初期,韩国各界反应非常迅速,防疫举措也及时到位。首例新冠病例出现后,政府、企业、医学界、市民等各方迅速反应。政府与保健当局迅速发布防疫指南并不断更新。指南通过各部门、各地、各个层面,包括国家、企业、个人等及时发布。防疫人员配备、机场、港口检疫,外国疾病信息、病毒检测办法等也迅速到位。防疫指挥系统的稳定性与有效启动等方面也有很大改进。同时,病毒毒株的成功分离所用时间也比MERS疫情时缩短了近一半。此外,确诊医院、方法以及手段等也根据疫情发展不断升级。以“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”为始的疫情在韩国大邱、庆北等地大规模暴发后,韩国加大了核酸检测力度,1周内4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能力令世界瞩目。多数民众也通过配戴口罩、尽量减少外出、有症状主动自我隔离等表现出了成熟的市民意识。

其次,信息缺乏透明性,政府公信力下降,造成社会恐慌。MERS暴发初期,韩国政府由于担心医院信息公开会造成该区域内民众恐慌,坚持拒绝公开收治患者医院名单。这导致了本没有感染MERS的民众因为不知情而去了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,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MERS病毒,之后又去其他医院求诊,造成了病毒的二次传播。由于信息不公开,民众对疫情真实情况充满疑惑,知情权大打折扣,对政府不信任的急剧增加,甚至导致对医疗专家判断和建议也充满怀疑,政府公信力自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再次大幅下降,加剧了谣言的传播与社会的恐慌。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公开疫情信息,民间网站 “MERS MAP”甚至被称为“悲伤的自救之策”——本该国家做的事情却让个人去承担。

同时,在此次抗疫过程也暴露了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:韩国在野党及其追随者们在疫情暴发时不思考如何团结共同抗疫,而是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政府抗疫政策,反映出韩国“朝野无条件对立”的畸形政治生态与社会撕裂;在疫情已经在大邱、庆北造成大规模扩散的情况下,有宗教组织不顾政府停止大规模集会的禁令,担心停止聚会会造成教徒转移,依然集会或“秘密礼拜”,也暴露了韩国式自由民主的局限性;为应对疫情,韩国政府紧急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扶持与振兴政策,但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,能覆盖到多少受影响的企业与个人也还是个未知数。

据了解,3月28日,辽宁共新增3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全部为大连市病例。截至28日24时,辽宁共排查出9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其中1例已治愈出院。 

不久前,韩国政府刚发布了一则针对自欧洲入境人员的防控措施:3月22日0时起,韩国对自欧洲入境的所有人员不分国籍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,以尽量避免新型冠状病毒自欧洲输入引发新一轮韩国国内传播。